80年代中国经济某个重要的改革节点上,被今天称为泰斗级的两位经济研究者:吴敬琏和厉以宁,分别鲜明的主张优先考虑价格改革及企业改制,他们从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分别主张,一个是协调改革派,一个是所有制改革派,吴敬琏当时认为”权贵资本主义会引致可怕腐败”的观点并没得到重视,进而被披上公知的标签,从今天回溯发展的轨迹,权力寻租确实一步步在恶化,进而成为今日改革最大的阻碍;吴观点中仍有待商榷的是近乎宗教般的市场化信仰，因为缺乏约束条件的市场化效能或效能的控制力不当而最终过犹不及,市场就变成商业和私财的赌场和屠宰场,而今天中国发展到现在畸形的市场化,有多少程度受到这些观点的影响?
同时当时的改革在以哪个要素作为”建立市场经济”的牵动和关键点的主张时,吴认为市场化的规范应优先于私有制和宏观调控力量.不同的是,厉更相信私有制的力量,他认为没有独立的产权,以价格为诱饵并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到现在，厉以宁被尊为国师，持续为政府建言，但厉观点中同样需要商榷的是，如果模糊公有制、股份制和私有制间的区别，或变成狭义私有制的程度，打着股份制招牌，违宪违法地推行私有制,就会掉入将国有资产通过违宪和违法的方式转变成为私有财产的陷阱。
真正左右经济政策包括经济研究者主张的是他们背后的经济逻辑,吴敬琏与厉以宁受到过怎样非经济类的教育背景支撑他们的选择偏向呢?也就是人会用他人生经历而形成的关键或主导性价值观影响他专业的角度.厉师从过哈佛博士陈岱孙,陈岱孙毕业于美国Wisconsin,后进入哈佛研究院,继而又研究哲学,赴英法意考察研究,而吴曾在孙冶方的带领下研究,截然不同的是孙曾就学于苏联,并在那教授过政治经济学的科目,回国后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担任过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这正正是吴毕业分配到的地方。
好啦,不同文化、价值观和学术背景孵化出了不同的世界观：西方式的主体控制论和共产化的环境控制论。
虽然习惯中庸的中国后来还是将市场化、私有制和宏观调控三个要素同时在推进，但显然，在次序上私有制被提到了更优先的位置，过度刺激主体的欲望，弱化市场的规则，权贵资本主义式的腐败自然变成衍生品，就像08年华尔街过度的私有主义贪婪制造垃圾债券的效应一样可怕。过度市场化和过度私有化，都将促成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自由，这是奴化自由公民的伪经济学逻辑.
如今面对又一个关键时刻，两人的突出主张性又来了：西方式思维的乐观冒险和东方式思维的保守。吴对外的论断是质疑地方政府如何角色转换,由书记变董事会主席/CEO?如何落实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质疑三中全会提到的300多项改革如何在推进时防止系统性风险?但他没谈到乐观面。厉用影响面的次要因素和激励性的语言给了大家一个他的专业判断：信心的丧失是摧毁一个国家的最强大的武器。
没有乐观面的质疑是恐吓式的退步，没有理性面的感性乐观又变得不切实际。这个道理就像一个基督牧师遇到一个快饿死的中国人，于是向他布道：相信主吧，主给你力量。这个中国人于是用他的文化和思维惯性解读，相信这个力量就是天上忽然掉馅饼，但等啊等啊，最后饿死了。
除了专家可怕，媒体更可怕。外媒就像不接地气的外国教授一样，用个地方债就论断中国要破产了，从02年预言到03年再到04年，这个理由结论太偏颇了，为什幺？-虽然我们的地方政府债务与GDP从真实数据来看，一个被缩小，一个被放大，但现有的数据看来中央和地方债务加起来是低于GDP的50%，相较来说，西方社会普遍的政府债务都超过GDP的100%了，只此一点，就经不起深究。
那盲从专家和媒体的是什么人?一般老百姓？更多是企业家、投资人吧，他们决定更多数人就业家计等的社会责任，企业家最需要经济趋势判断却最怕误信一种单一理由的论断，我们整体性缺乏了庶民经济的普及。